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佛教东传，翻译注释大量涌现，但一般民众仍难接受，所以约东晋以来，有些和尚就用浅近的方法如“唱导”来传教。唱导讲究声，辩，才，博。其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尽铺张，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这种作品，就称之为“变文”。

受到讲佛经的变文的影响，于是又有了取材于经史百家的变文，为后世的俗文学开辟了一条大道。

变文的体裁归纳一下大致有：押座文，讲经文，变文，吟，记，话等。

押座文不能独立宣演，是转入正题前所吟唱的一段压韵的短章，作用在于静众，与后世话本的入话诗，说书的定场诗，评弹的开篇等相类。

讲经文，大致就是俗讲，形式是先作梵，然后唱押座文，然后开经，然后开赞，然后忏悔，然后再行赞叹，然后解释经题，然后入经说缘喻，然后又赞叹，最后回向发愿取散。重要的是入经说缘喻部分，其顺序是由都讲 唱一段经文，然后法师加以解说，然后再以韵文吟唱，到一个段落，法师提醒都讲唱下一段经文如：不生恭敬唱将来！而下面的正文是：不生恭敬，弃恩背恩云云等等。要之，以经文为依归，故事是附属性的。

变文，即讲经变文，其他形式体裁跟讲经文类似，主要的区别就是，讲经文必以某一经贯穿全篇，而变文则以故事为主，纵然引用了经文，也只是为了故事的需要。

记，其文以故事为主，在讲经方面有《祗园因由记》，讲史方面有《搜神记》均以散句来叙事。

吟，只《秋吟》一篇，跟变文类似，只是在说白部分，全用赋体，估计宣演时是全部吟唱的。

赋，只讲史性的变文有赋。另有论，诗，词文，话等体裁。

讲史变文与讲经变文之间的关系，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以为，由于佛教东来，才有了讲经变文；有了讲经变文，才有了讲史变文；有了讲史变文，才有宋人话本等通俗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这是一脉相承的。也有的以为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的发展，各有方向，并不互相牵涉。

据对现存变文的研究，没有俗人去从事讲经方面的撰写讲唱与抄录，但和尚倒有从事讲史方面的撰著讲唱抄录的，郑著《中国俗文学史》认为，大约当时宣讲佛教的东西，已为听众所厌倦。开讲的僧侣们为了增进听众的喜欢，为了推陈出新，改变视听，便开始采取民间所喜爱的故事来讲唱。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例如遇上象唐武宗这种毁法皇帝，一道令下，就拆掉佛寺四千六百所，招提兰若四万所，令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五百人。在这些骤失依凭的人中，当有许多原先的俗讲僧，以往靠讲唱过活的，如今只好用历史故事来讲唱，赖以维生。

敦煌变文如今散在各国博物馆。在敦煌石室开启之前，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在追朔白话文学的起源时，往往上朔到宋代的话本，就遇到麻烦，因为再往上就只有唐人的传奇，而唐传奇却是白话文写的。发现了变文，才将失落的环节找到，原来后世的通俗文学宝卷，弹词，诸宫调，戏文，平话，话本，通俗小说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变文的影响。

变文在文化交流史，在教学方法，在语言史，在俗文字学，在考察社会风俗事物等诸方面都有极大的价值。

读敦煌变文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