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1年，六十六岁的苏轼儋州北归，自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两个月后卧病长辞。

四十五年的宦海沉浮，人人皆说他乐观洒脱，但哪有谁生而乐天知命？

随遇而安的背后，是身陷乌台诗案，“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惊惶与恐惧。

逸兴豪迈的背后，是辗转为官十三州，“身如不系之舟”的漂泊与无定。

苏轼的诗歌，本质是在写一个传统的士人，如何用热烈的情感拥抱人生的大起大落，如何用丰富的精神世界，超脱庙堂里的寡廉鲜耻。

这趟人生逆旅中，黄州、惠州、儋州既是贬谪之处，也是他肆意挥洒浪漫知觉的彼岸他乡。

黄州四年，是疗愈伤痕的四年，从乌台诗案中绝处逢生，他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折，辟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每日田间劳作，日晒雨淋，在“心衰面改瘦峥嵘”的时间流逝中，用佛家思想排除心灵障碍，逐渐从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中构建起宁静自足的精神堡垒。

惠州，是他东山再起又跌落深涯的大悟之地，“人间何处不巉岩”，他已深刻认识到庙堂之高非他本性，海滨之远未尝不是另一番美景。此地，他忙于营义冢、修桥梁、施医药，尊抱朴子，法陶渊明，以佛道两家的出世思想，达到了精神之独立与自由。

原想于惠州白鹤峰终老，谁知命运弄人，六十二岁再贬儋州，渡江之日，子孙齐集江边痛哭，自忖此行再无生还机会。儋州之行，让苏轼的生命观再度进化，他告诫后人，“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自此，一代诗心大成，留给后人的是一个血肉丰满、彷徨徘徊后，终至刚健豪迈的身影。

他曾跨足山巅，也曾到达谷底，高处不胜寒，却于谷底遍觅繁花。

那个时代，有谁能有这般跌宕的人生体验？金山寺中，他以自嘲的口吻论及平生功业，非讽刺庙堂，非回首过往，亦非一笑坦然，我想，更多的该是浅浅淡淡，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炫耀与满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