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说，我没有敌人，也不恨任何人，因为人无好坏，只是有的人明白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而有的人不懂而已。

1966年夏，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的故乡大庆终于也兴起了运动，同桌的妈妈因在伪满时期给日本商人帮过工，被怀疑是汉奸抓了起来，后来，唉，也就没有了后来。

现在的我已经想不起同桌当天的样子，只大约记得她整个人像是被褪去生命之气一般，步若行尸，就连引以为傲长长的黑辫子也不复有光泽，原先与她交好的女同学都绕着她走，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什么。

我自告奋勇送她回家，这是于七年同桌时光的唯一一次，不仅是出于那份年幼的暧昧，更多的是同病相连，因为我不能确定，这份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会不会也临到我的头上。

至今我依然固执的认为，如果父亲不是市领导；或如果他的战友不在北京工作；亦或如果他没有写那封信；那么他一定不会遭受那种劫难，我也不至落得上山下乡的命运。

送同桌回家后，我又一次路过学校，只感觉教学楼歪歪斜斜的像是要倾倒一样，夕阳光下，影子冲撞着，追逐着跌跌撞撞的我，如恶灵般要把我吞噬，我瞬间有了很不好的预感，冷汗湿透了后背。

果然，第二天早上，一个刺耳的刹车声后，两辆解放牌卡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一排头戴杨柳帽，身着军装的红小兵砸开了我们家的院门，为首的大喝一声—木某某在这吗？

父亲听到叫他，就应声披了衣服走出去，只听到一声哀嚎，这个自抗战时期杀敌无数的老兵被自己的后代乱拳打翻在地，他们像捆牲畜一样把我父亲随意一绑，然后重重地扔在车上，只留下一声闷哼。

说实话，自父亲抱怨运动的时候，我早就隐约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我轻手轻脚地摸到了厨房，抽出菜刀反背在身后，沿着墙溜到门边，准备看好漏洞砍翻一个救出父亲，正欲动手之际，只觉得一个人捂住了我的嘴巴，然后用粗壮的双臂紧紧锁住了我，我挣扎着，大口喘着粗气，眼睁睁的，看着红小将们唱着赞歌发动了汽车，那汽车越开越远，消失在阳光与地平线相交的灰色远方。

我虚脱一般瘫在地上，看清了那个控制住我的人，是蒙古族邻居白大叔，他顾不得擦被我咬得鲜血直流的手，一把紧紧地抱住我，心疼的说，孩子，你不能这么做，这样只会害了你，也会害了你全家。我的心便软了下来，暂时搁置了复仇的想法。

但日子一天天过，仇恨之情又渐渐兴盛，我拾起了小时候父亲教我的格斗技巧，又拜了塑料机械二厂的少林拳大师王老先生为师，苦练拳脚，等了数月，终于等回来在外读书的大哥，他托关系打听到了父亲被关押的地点，哥俩一同抽出被我藏在水缸下的两把尖刀，商议说，明天就一起去要人，如果给，还则罢了，如果不给，哼……

含泪忍痛勒死了从小养大的兔子，弟兄俩一顿饱餐。

当夜无话，第二日一早，我俩就依计去“探营”。

令我俩意外的是，看守营房的，并非红小将，而是五十多岁的崔师傅，他曾是父亲的下属，跟我们也比较熟，看到我们哥俩，他也明白了七八分来意，环顾四周无人之后，他当场表态，父亲没事，他可以马上带父亲出来见我们。

我们居然轻松见到了父亲，他看起来脸色还可以，知子莫若父，看透了我们的来意后，老爷子安慰我们说，他在里面“改造”表现得很好，可能过几天就能出去见我们了，我问他吃的怎么样，他笑了笑，说跟外面差不多，我天真的信了，没顾上看崔师傅紧张的神情，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拒不认罪，父亲在里面已经被打得四五天拉不出屎来了。

他说要我们安心在家等他，我也满怀希望地说我要去下乡去了，等下乡结束了就回家看他，我们定了约，直到八年后才得以实现。

后来，父亲平反了，我们爷俩逛街，路上看到一个中年人，父亲指着他对我说，那人就是当时打他打的最狠的那个，已经拳脚上有些本事的我当场就要动手，被父亲扣住了手腕，父亲说，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向党和国家认罪了。那人见了我们，点头哈腰的，眼神躲躲闪闪，鬼魅一般地溜了。

父亲说，谁不犯错呢，你不犯错吗？

他瞬间把我说懵了。

再再后来，我成为了一名石油工人，离开了东北，跟着勘探队穿梭于祖国大西北的沙漠戈壁，在月朗星稀的旷野，在呼噜声此起彼伏的帐篷里，我突然感概着，留着眼泪，写下这些：

“每当我看见，

那日落的余光和雪山，

就想起我金色的童年，

爸爸带我伫立在山边听那钻机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