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谈及中国的传统色以及中国古诗词里的颜色，我第一想到的是红。

当然，严格的来谈论传统色，以情泛谈之可也，以理论之就不免有漏洞，在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下，民族多元，文化亦多元，若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何种文化可算作传统文化？何种审美才是正统审美？何种颜色才是传统色？谁有权利定义？谁有权威来回答？

至少羌族地区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就明确的表征了，汉文化并不能定义整个中华文明，而汉族的传统审美也不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中华民族的内部审美差异是容易观察和区分的，就匠人所塑造的佛像来对比，内地和藏区的神态就差别很大，这似可视作统一共识下的多元审美差异。

批判和质疑并不妨碍我们推出红色作中国的传统色，虽然他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下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审美，但至少在纪录片、电影等媒体的具体表述中它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化主流审美趋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

中国人对红色的审美需求，早于中华文明成熟之前。在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一书的记述中可见，于晚期智人时代，在周口店地区生活的山顶洞人，已经开始使用赤铁矿来涂抹装饰品、穿戴物等，这种对生产生活毫无“实用”价值的废矿涂料，只作为审美、祭祀等精神需要而出现在先祖的生活中时，表明了它已经脱离低级的生产物质需求，成为了精神文化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为欢庆春节，埃菲尔铁塔更换灯光为红色，这是埃菲尔铁塔为国外节日第一次“变色”，出席活动的包括了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巴黎市市长，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先生，在他的贺词中，明确表达了红色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中的意义—“埃菲尔铁塔选择了中国寓意喜庆吉祥的红色灯光作为塔身夜间用光，显示了中法两国、北京巴黎两市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亲密情谊。”

可见，中肯的认识和推广中国红，是没问题的，可在文化交流中，文化的碰撞和误解也不免多发，其中不少偏见就是有关中国红的，其中妆容的最多，常出现部分西方媒体的不友好的作品中，如某部作品中那个穿着一身红袍。脸画的跟猴屁股一样的，吃着蟑螂的“武则天”。因笔者对妆容的认识十分之浅薄，对那些是该算作“偏见”还是有意“辱华”不甚明了，只是每每看到，都会泛起一股恶心，脑海中浮现出“部分低智西方人的刻板印象”几个字。

我最早读到的有关红色妆容的是在木兰辞中 “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在这里，画红妆的是木兰的姐姐，她作为一个顺从的女性形象和英武的木兰形成对比，而木兰归家后的妆容则没有提到红“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种对比，显示出木兰在打扮时不同于封建传统女性文化的独特风格，就如白居易《时世妆》中写到的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虽然时世妆用黑色涂嘴也让我欣赏不了，但它一改元和妆对红的执着却可算作突破，也佐证了中华女性的主流妆容并非只有红色一种。

当然，有意画得很丑一点的“红妆”未必是辱华，可能是剧情需要，如动画片花木兰相亲时打扮的妆容，白底、黑眉、粉腮、红唇， 一眼望去跟刚吃了尸体的僵尸一般，实在算不得美，但在木兰隔断长发跨上黑马时，这种反差萌，展现出了一个精神自由的中国女性活力之美。不过，电影版的花木兰真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