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正式亲政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社会矛盾尖锐、急需深度改革的鲜卑王朝。从北魏入主中原以来,自身保留的落后ZZ经济制度始终无法维系几代中原的统治需求。因此,给北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族矛盾越发尖锐,在拓跋宏亲政前的一百余年里,北魏境内爆发的各族人民起义就多达80余次,尽管从拓跋圭时代起,北魏的君王们都在不断推进自身的汉化进程,但多数改革都是停留在表象,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于是在冯太后时代颁布颁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力图缓和内为在基层治理上与百姓之间的生存矛盾。而当历史的重担交到拓跋宏手中时,唯有进行一场触及核心的改革,才能使北魏摆脱困境。然而改革的主场却不能设在平城,历国百年,这里聚集着太多鲜卑旧部,保守势力十分强大,因此,拓跋宏便和李充上演了一出双簧,一个在酷夏执意伐晋,一个在快到洛阳时拦马苦荐,于是大臣们无奈答应迁都洛阳。拓跋宏摆脱鲜卑旧部的束缚,在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带与汉人们深层次的合作,以此来缓解尖锐的胡汉矛盾,维护北魏的统治。公元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仅一个月后,拓跋宏便迫不及待的推动汉化改革,短时间内接连颁布两道命令,其一,禁止鲜卑人穿胡服,其二,让平城之民迁居洛阳,免除三年赋税。拓跋宏急于求成的两项举措,招致了平城旧部大为不满。
一年后又颁布诏令,禁止说鲜卑语言,使用汉人的语言。接着又征收天下书籍,南迁洛阳的鲜卑部族死后不许将灵柩运回北方,只能在洛阳安葬。依照史书的记载,全国采用汉代的度量衡标准。鲜卑的几个亲王都重新娶汉族五姓的女子为妻,原来的鲜卑妻子为侧妃。由此,北魏的全面汉化之路迎来高潮。也使得许多鲜卑贵族积怨深深。这些改格中又以分名姓影响最为深远,北魏的统治阶层是鲜卑人,占总人口的少数,以汉人人数最多。在以往的时间里,北魏的君王们往往一手拉拢汉人门阀,一手维系着鲜卑族的统治纽带,做着左右手平衡的达人,从而导致自上而下民族间的隔阂始终未能消解。甚至酿成动乱,波及自身统治。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民族隔阂,拓跋宏采取了四十多年前崔浩曾经提出的分名姓政策。将鲜卑姓氏改汉姓,拓跋改为元氏,波波改为长孙氏等。将皇室元姓定为本地最高。鲜卑八姓与汉人五姓、催王卢李正为第一姓氏,又划分各郡姓氏,行成一套汉人门阀加上鲜卑贵族姓氏的门阀制度。和当年的两晋一样,高门子弟生来享受特权担任G官,寒门子弟则只能出任下级g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局面在北魏出现,这样做的好处是,从此北魏境内不再有胡汉之分,也将鲜卑贵族与汉人门阀的利益诉求更加紧密的绑定在一起,扩大了北魏的统治基础。但作为一场封建时代的王朝改革,孝文帝不可避免的具有着时代局限性,汉化改革的实质无非是将财产和权力的在分配,而在分配过程中就会有一部分受到冲击,在分名姓组的过程中,一部分原本是统治阶级的鲜卑人却因姓氏未能达标,既没有分数第一国姓性,也没能排在第二郡姓中,这些鲜卑人的身份骤然从统治阶级掉落到鲜卑寒门。从此前途渺茫,这导致原本维系北魏统治的先卑族群纽带产生撕裂,加之门阀制度的弊端不断暴露,上层豪门日渐奢靡无度,下品寒门却要艰难度日,也为后来北魏的灭亡埋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