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童年】
父亲对我说,我没有敌人,也不恨任何人,因为人无好坏,只是有的人明白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而有的人不懂而已。
1966年夏,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的故乡大庆终于也兴起了运动,同桌的妈妈因在伪满时期给日本商人帮过工,被怀疑是汉奸抓了起来,后来,唉,也就没有了后来。
现在的我已经想不起同桌当天的样子,只大约记得她整个人像是被褪去生命之气一般,步若行尸,就连引以为傲长长的黑辫子也不复有光泽,原先与她交好的女同学都绕着她走,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什么。
我自告奋勇送她回家,这是于七年同桌时光的唯一一次,不仅是出于那份年幼的暧昧,更多的是同病相连,因为我不能确定,这份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会不会也临到我的头上。
至今我依然固执的认为,如果父亲不是市领导;或如果他的战友不在北京工作;亦或如果他没有写那封信;那么他一定不会遭受那种劫难,我也不至落得上山下乡的命运。
送同桌回家后,我又一次路过学校,只感觉教学楼歪歪斜斜的像是要倾倒一样,夕阳光下,影子冲撞着,追逐着跌跌撞撞的我,如恶灵般要把我吞噬,我瞬间有了很不好的预感,冷汗湿透了后背。
果然,第二天早上,一个刺耳的刹车声后,两辆解放牌卡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一排头戴杨柳帽,身着军装的红小兵砸开了我们家的院门,为首的大喝一声—木某某在这吗?
父亲听到叫他,就应声披了衣服走出去,只听到一声哀嚎,这个自抗战时期杀敌无数的老兵被自己的后代乱拳打翻在地,他们像捆牲畜一样把我父亲随意一绑,然后重重地扔在车上,只留下一声闷哼。
说实话,自父亲抱怨运动的时候,我早就隐约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我轻手轻脚地摸到了厨房,抽出菜刀反背在身后,沿着墙溜到门边,准备看好漏洞砍翻一个救出父亲,正欲动手之际,只觉得一个人捂住了我的嘴巴,然后用粗壮的双臂紧紧锁住了我,我挣扎着,大口喘着粗气,眼睁睁的,看着红小将们唱着赞歌发动了汽车,那汽车越开越远,消失在阳光与地平线相交的灰色远方。
我虚脱一般瘫在地上,看清了那个控制住我的人,是蒙古族邻居白大叔,他顾不得擦被我咬得鲜血直流的手,一把紧紧地抱住我,心疼的说,孩子,你不能这么做,这样只会害了你,也会害了你全家。我的心便软了下来,暂时搁置了复仇的想法。
但日子一天天过,仇恨之情又渐渐兴盛,我拾起了小时候父亲教我的格斗技巧,又拜了塑料机械二厂的少林拳大师王老先生为师,苦练拳脚,等了数月,终于等回来在外读书的大哥,他托关系打听到了父亲被关押的地点,哥俩一同抽出被我藏在水缸下的两把尖刀,商议说,明天就一起去要人,如果给,还则罢了,如果不给,哼……
含泪忍痛勒死了从小养大的兔子,弟兄俩一顿饱餐。
当夜无话,第二日一早,我俩就依计去“探营”。
令我俩意外的是,看守营房的,并非红小将,而是五十多岁的崔师傅,他曾是父亲的下属,跟我们也比较熟,看到我们哥俩,他也明白了七八分来意,环顾四周无人之后,他当场表态,父亲没事,他可以马上带父亲出来见我们。
我们居然轻松见到了父亲,他看起来脸色还可以,知子莫若父,看透了我们的来意后,老爷子安慰我们说,他在里面“改造”表现得很好,可能过几天就能出去见我们了,我问他吃的怎么样,他笑了笑,说跟外面差不多,我天真的信了,没顾上看崔师傅紧张的神情,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拒不认罪,父亲在里面已经被打得四五天拉不出屎来了。
他说要我们安心在家等他,我也满怀希望地说我要去下乡去了,等下乡结束了就回家看他,我们定了约,直到八年后才得以实现。
后来,父亲平反了,我们爷俩逛街,路上看到一个中年人,父亲指着他对我说,那人就是当时打他打的最狠的那个,已经拳脚上有些本事的我当场就要动手,被父亲扣住了手腕,父亲说,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向党和国家认罪了。那人见了我们,点头哈腰的,眼神躲躲闪闪,鬼魅一般地溜了。
父亲说,谁不犯错呢,你不犯错吗?
他瞬间把我说懵了。
再再后来,我成为了一名石油工人,离开了东北,跟着勘探队穿梭于祖国大西北的沙漠戈壁,在月朗星稀的旷野,在呼噜声此起彼伏的帐篷里,我突然感概着,留着眼泪,写下这些:
“每当我看见,
那日落的余光和雪山,
就想起我金色的童年,
爸爸带我伫立在山边听那钻机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