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咱们说一说，一辈子与苏东坡相爱相杀的两人。
这第一位，便是王安石。两人是互不相容的政敌，也是惺惺相惜的文友。

　　王安石与苏家的矛盾，还要从嘉佑元年的一场宴会说起。宴会的发起者是欧阳修，那一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来开封应试。

　　欧阳修宴请天下名士，王安石和苏洵皆是坐中客。王安石的邋遢是出了名的，而且面对欧阳修的劝酒，王安石滴酒不沾。宴会结束，苏洵说王安石此人不可交，后来又写了一篇《辨奸论》攻讦王安石。

　　同为欧阳修门下，王安石与苏家的矛盾，在这里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矛盾，便是嘉佑六年的制科考试。这是苏轼参加的第一次制科考试，王安石为考官，苏轼得了三等，苏辙得了四等。王安石负责任免官职，他对苏轼并未为难，却对苏辙的官职授予为难了。苏洵大怒，这才有了《辨奸论》。那个时候王安石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仇就结大了。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变法，苏轼四次上疏痛骂王安石。两人的政治斗争开始了，苏轼哪是对手，两年后被贬到杭州。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最先举报苏轼的人是沈括。其他人还有李清照的外公王珪、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王安石的学生李定等。凡是与苏轼有书信诗词往来的人，都受到了牵连。王安石、章惇等人力劝宋神宗，这才免于死刑，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驸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他的小妾说出此心安处是吾乡）被发配西南，苏辙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最后遭到降职处分。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各罚红铜二十斤。

　　乌台诗案之中，苏东坡有身死之难，而王安石那个时候已经被罢相，依然挺身而出，不计前嫌，劝谏宋神宗。

　　元丰七年，苏轼又被贬为汝州团练副使，王安石闲居金陵，正在苏轼赴任的路上。苏轼写信，想要探望王安石，王安石欣喜若狂，回信同意。骑驴来到江边，亲自迎接苏东坡。

　　苏轼激动万分道：“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这便是“金陵之会”，大宋文坛上有着浓重的一笔。两年后王安石辞世，苏东坡起草诰命，写下《王安石赠太傅》。

第二位是司马光，苏轼的伯乐。

　　熙宁二年，司马光举荐苏东坡为谏官，两年后又上书神宗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司马光更是为苏轼亡母，题写过墓志铭，此等关系可见一斑。两人更是差点成为儿女亲家

　　王安石变法之初，苏轼和司马光是最坚定的反对者。苏轼被贬黄州，司马光穴居洛阳著《资治通鉴》。两人书信往来，常常自勉，因此司马光也收到乌台诗案的牵连。

　　变法失败之后，皇太后高滔滔开始重用司马光。苏轼被当作旧党，得到重用，召回朝廷，任命为中书舍人。

　　元祐元年，本应该支持司马光的苏轼，却当庭反对司马光的主张。因为苏轼颠沛流离，经常在基层，已经知道了变法的好处。从一味的反对，变为认为利弊参半。

　　两人因为“免役法”，当庭争辩，更是骂出“王八乱蹬”之语。苏轼朝后怒斥司马光为“司马牛”，认为司马光倔强得跟牛一样，使劲拉也拉不回来。

　　司马光久知苏轼的性格，不以为意，而不久后司马光病逝。

　　苏轼的新旧两党之间，日子更加的难过了。